实际上，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就明确指出，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以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这些领域。易纲认为，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有两大重要转变：一是它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的壁垒，把整个市场的剩余决定权都交给了市场。“过去我们是区别对待，不同的企业所有制，不同的区域，都是区别对待。现在负面清单制度是要变为平等对待，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规模大小，均权利平等，规则平等，享受同等的市场准入的条件。”易纲称。
另一个转变则是政府从重视事前的审批，转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易纲表示，负面清单制度明确了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职责的边界，它有利于政府更加集中在战略研究、规划和标准的制定，政府的责任是要维持好市场的秩序，要提供好公共服务，提供公共的基础设施，要促进就业，提供更好的学校、交通、运输、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这些职责。
易纲进一步解释，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指通过动态的全流程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把该管的事管好，使得市场既充满活力，又有规范和秩序，这样特别有利于非公企业的发展。不过，事中事后监管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数据系统，要明确监管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加强数据采集、分析和预警的体系。
为在全国推广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我国自2015年起就在上述四大自贸区先行先试，两年的试点成效显著。数据显示，四大自贸区2016年吸收外资800多亿，同比增长81%，自贸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负面清单已经由2013年的190项减少到今年的95项。
不过，易纲也表示，我国目前在试点负面清单制度时仍存在一些问题，离建立统一开放、公开透明、公平有序的市场准入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差距主要体现在透明度比较低，管理的部门主体仍然过多，准入的门槛还偏高，准入程序还比较复杂，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和解决。
易纲还强调，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工作要坚持法定原则。地方政府和各部门必须要服从国务院制定的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的修订必须要通过法律程序。同时，要逐步地简化负面清单，对很多创新的领域要实行包容式的管理，要允许创新。另外，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还要完善审批制度、监管体制、社会信用体系等方面的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