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要破障碍、去烦苛、筑坦途，为市场主体添活力，为人民群众增便利。”李克强总理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去年以来营商环境广受关注，改善营商环境的关键点在哪儿?企业家的意见是否需要专门的渠道沟通?
“两会”期间，新京报推出《经济策》专题。通过深入采访两会代表委员，对新经济、高质量发展、个人信息保护、国企改革、营商环境、产业振兴、下调关税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希望从代表委员们的回答中，寻找到解答问题的对策。
从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来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营商环境优势明显，这些地区经济活跃，社会对开办企业便利化要求更高。
但也有受访的一线城市实体经营者谈到，受要素成本上涨过快、员工“五险一金”负担加重等因素影响，盈利难度增加。
“全年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全年要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点提及大力简政减税减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报告亦指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商铺租金十年翻两番”，要素成本处高位“要素成本上升，相比初创型公司，我认为对实体企业压力更大，因为初创公司专门是投钱，现在压力大的是实体的小企业，薪酬提不起来，人就留不住。”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谈到。
在北京从事服务业工作的路遥(化名)和做通信外包工程的程成(化名)对此深有体会。在他们看来，要素成本上涨过快以及员工“五险一金”负担加重是当前经营中遇到的最大困难。
“我们通常10年、20年一签，10年前商铺是每天每平米1.5元，约定每年按4%上浮，但如今再续约已经远超当初预想的涨幅，差不多每天每平米能到5元。”路遥说，自己从事的服务行业对商铺面积要求比较大，商铺租金“上涨得厉害”。
程成也谈到，凡是在公司工作一年以上的员工，公司承诺为他们解决居住问题，否则留不住人，但现在房屋租金连年上涨，很是苦恼。
同时，员工“五险一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据路遥估算，这笔费用约占公司利润的一半，“现在实体经营本来利润就不高，有些甚至不赚钱，这块负担很重，也限制了涨薪”。
2016年，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赴美国建厂的消息曾引发国内舆论对营商环境的讨论。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这几年人工要素成本和土地、水、电、气等要素成本也处于高位。评估过程中，广东深圳、浙江杭州、浙江温州、江西南昌等城市的很多民企都反映土地和房产价格的上涨压力最大，迫切希望政府出台政策控制和降低这一成本。
2017营商环境排行：东部地区软环境获点赞
在近年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减税降费的基础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年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全年要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的目标。
同时，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加快技术、土地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深化资源类产品和公共服务价格改革，打破行政垄断，防止市场垄断。要用有力的产权保护、顺畅的要素流动，让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竞相迸发。
政策让中小企业感受到了实惠。路遥称，营改增政策实施以来，公司平均每年省下的费用大概占利润的10%。
从新加坡归国到江苏创业做软件开发的王梦(化名)称，近两年接触的政府部门办事效率明显提高，减税降费政策实施以来大概每年能给公司省下5%以内的成本开支。
“当地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经常会举办一些讲座、联谊，有利于加强上下游产业链企业的交流合作。”王梦向新京报记者表示。
关于营商环境的讨论中，政商关系也引发广泛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政企关系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显示，东莞、深圳、上海、北京和广州排名前五，华东地区表现最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此前发布2017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指出，广州、北京、深圳、上海、重庆位居中国城市营商环境前五名，一线城市投资创业需求更为旺盛。在一系列评价指标中，软环境尤为受关注，广州、南京、宁波等东部地区城市的投资软环境较好。对于更多城市，需改善软环境，降低企业的注册时间和资金成本，降低执行合同的成本，增强投资吸引力。
此外，政府今年在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中还着重强调，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代表委员建言
曹仁贤：
政府服务企业要建立公平评价标准
在信息时代，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可以把不对称的信息展现在大家面前，变为对称。在数据面前申辩是很困难的，可以促进企业更加自律，也帮助政府做出真实、客观的评价。
新京报：“优化营商环境”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多次提及。你所投资的企业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布局，觉得各地“营商环境”的差别如何?
曹仁贤：从东部往西部，营商环境逐渐变差。西部地区的理念跟不上，政府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中，大部分官员还没有适应。吃闭门羹的事情很多，一种是遭到冷遇，另外一种是过分热情。冷遇是不行的，过分热情也是不行的。过分热情持续不了多久，不是真实的表达。今天集中所有的精力、资源对你过分热情，过几天一消退啥服务没有了。这些服务比以前好多了，但还有改进空间，需要持续地、真实地关注企业的发展。
新京报：你认为“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的关键点有哪些?
曹仁贤：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截至去年年底，我们有接近一亿个经营主体。怎么去服务?要公平。有公平的评判标准，有公开的评价的体系，不会因为扶持什么企业而伤害什么企业。各种先进少评为好，这是动态的，奖励可能有偏差。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是最核心的，企业才会感觉到公平，才心服口服，也会增强信心。
总书记说的“亲”和“清”，非常到位。用心去服务，同时又要正直廉洁。有的政府部门服务差，一种是理念差，还有一种可能是想施展权力或者寻租。
新京报：在“亲”、“清”的新型营商环境构建中，企业应该怎么做?
曹仁贤：企业的核心还是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研发，做好市场营销、管理，千万不要有投机取巧的心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好，企业内部会有更多的精力、资源集中在自己的管理上，把企业做好。内因是主要的，任何企业的发展都要靠自己，该生存、有困难的时候，也要找政府表达。
新京报：有一些企业家通过网络反映在当地投资遭遇的困难，引起舆论关注。企业家对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是否需要有专门的沟通渠道?
曹仁贤：通过网络来哭诉是一种偏激的手段，有的也是企业的一面之词。是非谁来评判?还应该兼听则明。我认为，大部分问题出在企业自身上，极少部分问题会出现在当地营商环境上。企业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才能生存，如果不能适应，从这个角度上，企业也做不大。
企业不能太片面，经营碰到问题都去怪政府也不行。市场经济时代，政府也不干预微观的经济，大部分原因是不会经营、不会管理、不会创新、不会研发。当然，各级政府要转变，理念要跟上，要发自内心为企业服务。
说个例子，某个政府招商引资，把企业都请去了，你看席卡最重要的位置摆放的都是官员，企业家都在后面。细节的东西可以洞察出来，实质上不是真心地把企业家当成真正服务的对象。
新京报：近几年，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生活服务领域的改善作用明显。在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新技术是否也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曹仁贤：在信息时代，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可以把不对称的信息展现在大家面前，变为对称。在很多方面，可以让数据说话。因为数据不会说假话，在数据面前申辩是很困难的，可以促进企业更加自律，也帮助政府做出真实、客观的评价。
相对来说，企业在信息化的投入上比政府来得快，因为企业身处于竞争之中，受成本效率制约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无纸办公。可以看到，一些政府部门使用计算机的流程批文还是比较少的，大量用纸质的，办事效率相对偏低，建议在这方面多推广，比如电子签章。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及相关部门的一些措施，你觉得有信心?
曹仁贤：我很有信心。这次总理说了，不允许新官不买旧账。现在政府官员岗位挪动比较频繁，这是好事，有利于开放和交流。但是由于人员变动太快，很多地方后任不买前任的账，还是蛮普遍的。
张占斌：
保护产权是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课题
首先要保护产权，当然也包括保护知识产权，这是完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课题，甚至是一个基础性的课题，有恒产才有恒心。
新京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到，“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为何日益受到政府重视?
张占斌：首先，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了营商环境的优化;其次，现在振兴实体经济需要企业投资;第三，现在一些企业有的往东南亚转移有的去美国，(这些企业)你不去争取可能有人会去争取，我们现在还不是说到了资金过剩的程度;另外，我们本身也是有改进空间的。这几年政府提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目的就是给企业减负，降低企业的成本。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一些企业反映的税负高企、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及产权保护痛点?
张占斌：从各地市场环境来看，很多企业反映压力很大，现在成本在上升，不好挣钱，很多企业有点坚持不住，这跟营商环境，包括税费等问题有关。当然现在实体经济发生了一些困难，不仅是税费方面的问题、市场方面的问题，它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但是营商环境改善，就可能更好地为企业增添新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也是发展生产力。
我们评估的时候，吉林省专门设立了软环境建设办公室，就设在省发改委。他们与腾讯公司合作，实地明察暗访，与大数据、网络平台相结合，对全省各个地级市软环境建设进行监督、排名，对地方还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现在地方也很重视这一点，环境好也是生产力。
东北经济现在遇到一些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营商环境有些地方不比南方更好，也要从这个角度去多想问题。
新京报：你认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点在哪里?
张占斌：首先要保护产权，当然也包括保护知识产权，这是完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课题，甚至是一个基础性的课题，有恒产才有恒心。这些问题解决的好，对我们下一步稳定市场预期，鼓励企业家敢投资愿意投资，而且是长期坚定有信心的投资，非常重要。
这次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对侵权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对产权纠纷案件要依法甄别纠正。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这是说过去可能不怎么管，现在不仅管你，不仅罚你，可能要重罚你，这样才能震慑那些不尊重产权，不尊重知识产权的人。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社会活力，就是保护社会的创造力，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在评估过程中，不少企业反映税费还是高，土地、人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很快，用电用能成本还是居高不下。比如，有企业曾反映，只要安装了变压器，即使不用电，每月都要按每千伏安30元缴纳“基本电费”，该企业因此多支出144万元。
所以这次总理报告中对减税降费讲了两大段，包括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现在企业反应很强烈，觉得确实压力很大。减税降费虽然不能保证所有企业都活下来，但至少可能让很多企业能活得更长，有更多的机会发展。
新京报：新形势下，如何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
张占斌：有企业反映说现在清是清了，但是不亲了，想找他(官员)喝个酒，这个人不愿意去，怕有影响。所以现在有的企业家也在问，将来怎么搞好这个“亲”“清”的政商关系，这是需要研究的。
但这个事需要一个过程，我想还是要按照市场规律出牌，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不该管的坚决不管，不要设置各种障碍，不要设置各种盖章的机会，总理说简政放权是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再一个就是要加快制定规范企业依法经营和诚信经营的制度，定下来以后就严格执行，教育更多企业家，包括新生代的企业家，敬畏制度。
另外，政府要有诚信，就是总理讲的不能“新官不理旧账”，我们给国务院建议，开展政府清欠行动，哪怕政府不能一下子都还了，也要拟定一个计划。有的企业反映说，政府让我们给农民工按时足额发工资，我们都发了，但是政府不能按时足额给我们发，政府一样要讲诚信。
同时，要尽快出台惩戒“为官不为”、鼓励“为官有为”的措施，列明政商交往“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划定政商交往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