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明确，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到2020年“一带一路”建设将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我国到东南亚、南亚、地中海等运输通道将基本畅通，西部地区向西向南的陆上国际大通道也将建成，泛亚铁路将成为连接中亚、西亚、波斯湾的铁路通道。
这带来了巨大的投融资需求。洪崎表示，2016年沿线60多个国家经济总量23万亿美元，即使基建投资每年相当于GDP的10%，未来5年也有10万亿美元的市场空间。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资超185亿美元，今年1~10月，中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增投资111.8亿美元，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020.7亿美元。
“中国制造”、“中国建造”走出去，以及沿线国家资源、能源进入中国，都离不开高效的投融资、结算、现金管理等金融服务。洪琦表示，服务“一带一路”，中资银行责无旁贷，包括民生银行在内的一些股份制银行，在中资企业走向海外的进程中，创新性地推出包括项目咨询、交易谈判、财税结构设计、跨境产业链撮合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服务，以帮助解决民企融资难等问题。
原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也肯定了金融对“一带一路”的支持作用，并提出四个发力点：一是在国家层面继续加大政策性支持力度;二是商业性金融机构持续发力;三是整合国内资源，形成合力，确保金融“走出去”;四是推动政策性投资与商业化、市场化投资相辅相成。
此外，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指出，目前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瓶颈限制是基础设施，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为抓手的时候，有四个比较优势。
一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特别强。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钢筋水泥等原材料中国生产能力超过了世界一半。另一方面，基础设施要施工，中国也培养了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基建队伍。而美国早过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年代，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或这方面的比较优势了。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长期的需要资金投入的工作。中国有3万亿外汇储备，每年经常账户上还有两三千亿美元，这些都可以作为基础设施投资的种子基金，来撬动其他主权基金或退休基金以及商业性的贷款，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
三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智库，必须有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窗口机遇期，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比较优势不断丧失，一定会主动或被动地转移出去。中国该部分产业规模巨大，“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目前GDP普遍不足中国的一半，正好承接我国的产业转移。
四是发展理念和思路。总结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所形成的理论和思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展自身的经济会比只参考发达国家理论跟经验有更多借鉴价值。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给沿线国家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他们会非常欢迎和支持。